1951年1月，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，第三副局长陈坤被捕入狱，震动了全国公安战线。此案称“两陈案件”。解放前，陈泊、陈坤都是中共情报界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特工人员。

陈泊又名布鲁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部长。他以善于侦破疑难案件闻名，挖出了多名隐藏很深的敌特分子，特别是在军统“汉中特训班案件”中，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。毛泽东亲自表扬布鲁：“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，有十来个就好了。”

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，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。

1955年4月，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“内奸罪”被捕。随后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捕，两案合称“潘扬案件”。“潘扬案”所造成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广州发生的“两陈案”。

潘汉年在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中共保卫机关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工作，他在隐蔽战线上与国民党、日伪周旋，因而被称为红色特工之王。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。

扬帆曾担任新四军军法处长，解放战争时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，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。

1950年，国内贸易部副部长李茂堂被捕。解放前，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党部统计室主任，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副处长。

1961年，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王超北被关押审查。解放前，他长期从事秘密战线的情报工作，曾担任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处长。身为中统特务的李茂堂就是由他亲手发展为中共情报人员的。

这些昔日赫赫有名的传奇特工，为何在解放初期都蒙冤入狱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既有当时的政治因素，也有个人的因素。

首先，情报、保卫工作是世界上公认的高危职业，既要获得情报完成任务，又要保证自身安全。在特殊的场合，往往都要采用非常的手段，有突发情况时更是身不由己，其结果是历史上留下了“污点”，成了日后的铁证。

如潘汉年为了策反汉奸李士群，于1943年夏天到了上海。李士群借故将他骗到南京，并拉他去见了汪精卫。当时，他既无法推脱，更来不及向组织上请示。回到华东根据地后，他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，此行，成了他日后“内奸罪”的铁证。

还有李茂堂，他是1926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，1933年8月，他因叛徒出卖，在西安被捕。他假意自首，但没有出卖组织。后来，他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。抗战时期与中共情报人员王超北重新接上关系，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。1945年，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。解放后，他当年的自首行为让他蒙冤入狱。

其次，在情报、保卫工作中反用敌方投诚人员是惯用的有效手段，但如果措施不当，就会造成重大失误。而这些不当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失职，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，往往被上纲上线成为了罪行。陈泊（布鲁）、陈坤在广州，杨帆在上海遭难，都属这种性质。

广州刚解放时治安状况很差。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，土匪横行，而我方人员严重不足。陈泊时任公安局局长，他在陈坤的配合下，利用起义的原国民党保安警察独立大队的部分人员，组建了一支特别工作队，虽然很见成效，但工作队成分复杂，有人利用职权对百姓敲诈勒索，还发生了杀人事件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陈泊、陈坤被定性为“丧失革命立场，包庇反革命，严重违法乱纪，使党和国家遭受严重损失”。

上海解放初期，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的支持下，组建了一支名为“情报委员会”的机构，其成员主要是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，委员会的主任由胡均鹤担任。胡均鹤经历复杂，他早年曾加入中共，后叛变，加入国民党中统组织，抗战时又投身汪伪成了汉奸。但在敌占区帮助过潘汉年等中共人员。抗战结束后，他弃暗投明和中共建立了联系，上海解放初交上了一份敌特人员名单，对上海镇反工作做出了贡献。但后来有人提出要胡均鹤当主任，是“原则性错误”，而个别投诚自首的人员与敌特组织还有联系。因而，扬帆被定性为“重用、包庇和掩护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”。

历史是公正的，人民不会忘记那些隐秘战线上的无名英雄。

陈泊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1961年刑满释放后，又被送进了劳改农场。1972年病死于劳改农场。

陈坤，1952年10月在关押期间因病去世。

1982年5月，陈泊、陈坤被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

潘汉年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1977年4月，在劳改农场病逝。1982年被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扬帆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。1983年被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并恢复了相应待遇。

李茂堂，1953年患病出狱治疗，同年5月病逝。1982年被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王超北，入狱长达17年，1979年4月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并重新安排了工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